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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：

太史公從師唐都學習天文，從師楊何學習《易經》，

從師黃子學習道家理論。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，

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，

於是論述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：

《周易·系辭傳》說：“天下人追求相同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；

達到的目的相同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。

”陰陽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，

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，有的顯明，有的不顯明罷了。

我曾經在私下裡研究過陰陽之術，發現它注重吉凶禍福的預兆，

禁忌避諱很多，使人受到束縛並多有所畏懼，

但陰陽家關於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，是不可丟棄的。

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，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，

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；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，

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。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，

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，但它關於強本節用的主張，則是不可廢棄的。

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寡恩，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，則是不可更改的。

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；

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系，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。

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行動合乎無形之“道”，使萬物豐足。

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，吸收儒墨兩家之長，

撮取名、法兩家之精要，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發展，

順應事物的變化，樹立良好風俗，

應用於人事，無不適宜，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，

用力少而功效多。儒家則不是這樣。

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，君主倡導，臣下應和，君主先行，臣下隨從。

這樣一來，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。

至於大道的要旨，是舍棄剛強與貪欲，去掉聰明智慧，

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。

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，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，

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，不得安寧，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，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。

陰陽家認為四時、八位、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、忌規定，

順應它就會昌盛，違背它不死則亡。

這未必是對的，所以說陰陽家“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”。

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，

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，所以說“四時的運行是不能舍棄的”。

儒家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樂》等《六藝》為法式，

而《六藝》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，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，

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，所以說儒家“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，

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”。至於序列君臣父子之禮，夫婦長幼之別，

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。

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，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：“堂口三尺高，

堂下土階只有三層，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，

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。用陶簋吃飯，用陶铏喝湯，

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。夏天穿葛布衣，冬天穿鹿皮裘”。

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，

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。

教民喪禮，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准。

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。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。

世代不同，時勢變化，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，

所以說墨家“儉嗇而難以遵從。”

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，則是人人豐足，家家富裕之道。

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，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。

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，不區分貴賤尊卑，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，

那麼親親屬、尊長上的恩愛關系就斷絕了。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，

卻不可長用，所以說法家“嚴酷而刻薄寡恩”。

至於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，使臣下卑下，使上下名分、職分明確，

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，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。

名家刻細煩瑣，糾纏不清，使人不能反求其意，

一切決取於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，

所以說它“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”。

至於循名責實，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，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。

道家講“無為”，又說“無不為”，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，

難以明白通曉。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，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。

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，沒有常存不變之形，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。

不做超越物情的事，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，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。

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，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；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，

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。

所以說“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，就在於能夠順應時勢的變化。

虛無是道的永恆規律，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”。

群臣一齊來到面前，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。

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，叫做“端”；

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，叫做“窾”。

不聽信“窾言”即空話，奸邪就不會產生，賢與不肖自然分清，

黑白也就分明。問題在於想不想運用，只要肯運用，什麼事辦不成呢。

這樣才會合乎大道，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。

光輝照耀天下，重又返歸於無名。

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，而精神又寄托於形體。

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，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，形、神分離就會死亡。

死去的人不能復生，神、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，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。

由此看來，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，形體是生命的依托。

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，卻侈談“我有辦法治理天下”，憑借的又是什麼呢？



注釋：http://ohm.ec.kuas.edu.tw/~586209/6.htm